1月20日，教育部公示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时高等学校名单。1月22日，王旭明发布微博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立场：“考虑到当下实际情况，呼吁停止对所有更改学校校名的申请，‘逼迫’学校去思考如何提高质量！”
去年年底刚从语文出版社社长任上退休的王旭明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要求改名、不要‘职业’二字的请反省。”“我非常反对这种风气，有关部门应该刹住这种改校名的风气，原则上一律不再审批，要向此做法‘亮红灯’。”
党的十九大报告中，非常明确地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、建设教育强国，同时强调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，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。王旭明说：“要建设教育强国，核心不是规模和人数的增加，而是内核和质量的提升；高校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提高内核、提升质量上来，而不是放到扩大规模上去。而很多高校去掉‘职业’两字，主要出发点就是能够多招生。”
“更改校名弊多利少，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弊多利少的事情呢？我不理解。”王旭明说。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，学校选择在校名中去掉 “职业”或“职业技术”字样的倾向不对，重要的是，要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“更名时去掉‘职业’两个字的趋向，暴露出一部分职业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，有点追名逐利。”他说，“当然，这背后也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定位，以及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有关系。”
“总体上，地方本科院校，包括以前的二本、三本，还有高职院校，都应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、应用技术人才，都应该开展职业技术教育。”他表示，从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来看，一个国家5%~10%的高校应该办学术型大学或者叫综合型大学，其余的90%甚至更多都应该推行职业技术教育。
“高校的办学目标，不应该是学校自己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，而是社会需要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。”他认为，从总量上看，国家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型人才，相应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型大学。“尤其是，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固然需要学术人才，也需要数量大得多的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”。
在他看来，我国很多高校都背离了社会的客观需要，而热衷于办学术型大学，“体现在校名更改问题上，就是从学院到大学，便认为是‘升’；加上文理、科技等字眼，便认为是‘新’；去掉‘职业’字眼，便认为是搬掉了走向学术型大学的拦路石。”
他进而指出，学校热衷“走学术路”的背后，也有其上级的影子，地方政府认为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的，“办学术型大学才能体现地方政府的水准。”
这几年，针对教育结构失衡的问题，我国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，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。但在熊丙奇看来，这种路径安排是正确、务实的，“但各地方、各学校都不积极”。
他分析说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，从社会到学校，都认为这种转型是一种降格。“必须要改变这种认识，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”他说，如果认为职业教育是低人一等，高等教育都向学术型方向发展，整个的人才培养和社会的人才需求就永远处于“两张皮”的状态，“就难于建立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”。
“我们要从根子上反思。”他说，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，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，“都需要调整”。
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职业教育不是层次，而是一种类型。”他认为，学校并不是办成学术型大学就高人一等，办职业学校就低人一等，学校都是平等的，办得怎么样才是关键。“并不是说，所谓学术型的学校就必然是高水平的，职业教育学校就必然低水平。是否‘高水平’，是要用人单位来评价的”。
他认为，不能过于以学术性的成果来评价一所大学的办学质量。“对于职业技术学校来说，学生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、能很快上手、能干好分内的工作，也是了不起的学校”。
“国外很多大学都并不要求师生发表多少论文，而是强调一流的教学，对高水平的人才的认定也不仅看学术。”他说，但是目前在国内，从政府到社会的评价体系都是主要看学术，看有多少博士点、硕士点，有多少国家重点学科，有多少学生考上了研究生，老师又发表了多少论文，“这样的指挥棒必然导致学校不安于定位，也就会琢磨着在校名中去掉‘职业’等字样。”
“遗憾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这种错误的思潮并未得到有效的纠正。”他说，这样的认识不改，试图在校名中去掉“职业”的学校就会越来越多。
“关于大学不能盲目更名，不能盲目追求高大全，不能不安于自身定位，教育部都是注意到了的。”他说，“但是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应对这些现象。”
他认为，改变现状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。“目前，应该从评价体系上着手，逐步纠正此前的错误认识”。